鹦鹉螺杯是唐代贵族间流行的一种酒器，酒杯依鹦鹉螺壳自然形态制成，在螺壳口部与中脊处镶铜边。李白《襄阳歌》一诗中曾言：“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鹦鹉螺生活在深达百米的海中，获取非常困难，故极其稀有。《异物志》中记载：“甚诘曲，可以藏酒”。由于螺壳内隔层的特殊结构，倒酒时酒可以由螺内的小孔流入每个隔层中，而饮酒时却不能一饮而尽，其藏酒之妙，给人造成了“喝不完”的假象。

藏品概况

这是一件极具粟特风格的唐代银杯。银杯通体以鱼子纹为地，上下装饰有缠枝花纹，杯身的主题纹饰刻画了三幅狩猎场景：第一幅为一名猎手骑着马，手持长棍状武器，奋力追逐着正在奔逃的梅花鹿；第二幅是一位穿胡服、戴胡帽的猎手，左手持缰绳，右手持挝，骑马追逐林间一只惊恐的跑兽；第三幅是另一名猎手，骑马张弓，回身欲射一只奔跑中的野兔，他的身旁有猎犬紧随左右，生动地再现了唐代狩猎时的场景。 唐代金银器上的一些狩猎形象可以追溯到汉代画像石，这件粟特风格的银杯上刻有的中国传统的狩猎纹饰，见证了“西风东渐”的文明交融。

藏品概况

烛台为上下两层,上层小盘盛接融化的蜡水，反再用，下盘推测作盛水用途，以水火相交为用，预防火星崩窜的隐患。两盘之周的柱状部分，多见旋纹工艺，装饰之外应是手持防滑考虑。这对三彩蠋薹时隔千年,却历久弥新，实属难得，而曾经与之相伴的蜡烛，只能在唐诗中再见光影。

藏品概况

骆驼站立于底板之上，昂首长嘶，驼背上置平面驼架，铺有毛毯，台上或坐或站五名乐手。其中四名为胡人男乐手，他们头戴幞头及胡帽，身着长衫，脚穿黑色尖头长筒靴，手持不同乐器，面朝外围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演奏的乐器为琵琶、手鼓、琴和短笛。他们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中间站有一歌唱女子，她梳着唐朝典型的博鬓高髻，身穿碎花长衫，神态优雅自信。 载乐骆驼这种形式，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出现在重大节庆时，类似今日庆典时所用的花车；另一种是指王公贵戚之间的攀比，所谓“楼车载乐”之趣。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年间，极尽豪奢的杨国忠一门 “每游春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 唐代工匠用陶泥将千年前载乐一幕定格下来，让观者感受到多种文化的交融与唐人的富足自信，演绎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藏品概况

唐三彩陶鸭，釉色莹润饱满，深浅各一，相映成趣。中国是最早将野鸭驯化的国家之一，除供日常食用，也作娱乐内容。汉代以鸭取乐的方式便已存在，史料载景帝之子鲁恭王贪于玩乐，好斗鸡、鸭，每年此项花销达两千石谷子。将野禽驯化，再训练为娱乐对象，虽耗时长久，却尽现了古人的聪慧、才智与生活中的点滴情趣。

藏品概况

贴塑三足罐，器身蓝釉贯通，局部黄釉点缀，主次分明。器身贴塑分为两层，上层为杏叶状装饰图，下层为大象图案。狮、象在唐时为外来物种，二者当时与佛教的联系十分紧密，目前考古资料可知，含有狮、象图案的器物都存在于庙宇神坛之地。唐三彩三足炉与三足罐在形制上极为相似,区别仅在于有无罐盖之分，然此分法有待商榷。

藏品概况

双鱼壶是唐代流行的壶形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从口至底通体连结的双联壶，又称“联体瓶”、“双鱼瓶”或“合欢瓶”。白居易诗云：“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双鱼榼即双鱼壶壶，是唐代常见的盛酒之器。 这件双鱼壶通体施黄、绿、白、褐四色釉，壶身为连体双鱼形，双鱼咬食荷叶承托壶口，鱼脊置于瓶两侧，左右各有一个穿孔用于穿绳提携。此壶色彩绚丽，构思巧妙，栩栩如生，给观者展现了鱼儿在荷塘中嬉戏的瞬间。因李唐王朝的“李”和鲤鱼的“鲤”谐音，故鲤鱼在唐代备受尊崇，有富足、和谐的吉祥寓意，所以我们推测，瓶身上的鱼形态应来源于鲤鱼。

藏品概况

侍女形象在古代绘画及雕塑作品中時常可见，为人们所熟知。唐代持物侍女比例远少于拱手侍女，持物内容通常为乐舞用具、游艺用具、食品食具、燕息用具所持部分内容延续南北朝时期。此对三彩侍女，左右而立，手中持点心、瓜果之物，静候主人品用。1985年陕西省临潼唐代庆山寺塔基曾出土三彩南瓜供盘一件可作此侍女俑持物参照。

藏品概况

头梳百合髻，身着窄袖薄衫，下穿高腰绿色长裙，半跏趺倚坐，左手扶膝，右手托五瓣梅花杯于胸前，搭在右腿上，少女神态安然自若，仿佛在品尝碗中的美酒。 唐代佛教盛行，佛教文化深入百姓生活。女俑的“半跏趺坐”与常见的“跌跏趺坐”是佛教常见的修习方式，统称为“禅坐”。中国传统坐姿为“跽坐”，不易久坐，而佛教的“半跏趺坐”则要轻松随意的多，所以很快为世人所接受。

藏品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