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对西安临潼地区唐代庆山寺地宫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寺院地宫中出土了一枚三彩南瓜。出土时的南瓜被盛放在一件绿色三彩盘中，作为上等贡品供奉佛祖舍利。印度佛教中南瓜是礼敬佛祖的贡品，汉传佛教却流传着“南瓜不敬佛”的说法。三彩南瓜的出现，证明了唐代时期的礼佛制度沿用了印度传统方式。 馆藏这件三彩南瓜与庆山寺南瓜极为相似，通体呈金黄色，绿釉点缀，仿佛刚刚采摘下来，瓜蒂处清晰可见，足见刻画细致。

藏品概况

这组俑有乐伎，有舞者，舞者头戴鸟冠，推测所表演曲目应为《鸟歌万岁乐》。唐代宫廷乐分为二部，即“坐部伎”和 “立部伎”，《鸟歌万岁乐》是唐代“坐部伎”中的一部，深受当时人们厚爱。《旧唐书》记载《鸟歌万岁乐》延载元年（694年）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者三人，绯大袖，并画鹦鹆。冠作鸟象。舞伎装扮成鸟像，以仿鸟的动作为主，此舞表演时舞者头戴鸟形冠，身穿羽毛纹衣裙 ，模拟飞鸟动作，口喊万岁，以龟兹乐器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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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盘使用分区装饰工艺，最外层以绿釉装点；向内为褐釉留白；其次见荷叶围绕；再者是白釉浮彩云；中央有展翅鸿雁。整个画面构图饱满且层次分明,从荷叶、天际等图形判断，应表现的是升天或宗教题材。日本东京乜文化基金会藏有与此类似三彩盘，应属唐代同一地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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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唐三彩盖罐以白、褐、绿三色为基调，色釉区间清晰，又各有交汇融合，其中白色斑点的工艺在学术界讨论最为深远，多数专家认同白色斑点形成为涂蜡法。即局部点蜡，整体施彩釉,以蜡作保护，烧成后涂蜡处形成无釉色白斑。从陶瓷烧造工艺上这种理论很难成立，蜡烛之熔点和炉膛之温度相去甚远，此种工艺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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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首壶釉色分区清晰，仅用蓝、黄两色釉，却勾勒出变化万千之效。壶身一侧为骑马狩猎图，另一侧为脚踏仰莲的飞扬凤鸟。壶口部为凤鸟造型，凤口含有一圆珠，形象与汉代神仙饲凤图案类同。唐文化中常见汉代文化遗风，按照汉代图像内容解读，凤口中所含应为长生不死仙丹。此壶形制在波斯、撒马尔罕文物中亦有所见，应属文化交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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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将牛车称为犊车，在当时，犊车多为妇女所乘，乘坐者的身份没有特别的限制，既有高官之妻，也有普通妇人，因主人社会身份或经济状况不同，在装饰上也有所不同，上层女子乘用的犊车可以金碧装饰,而下层农家女子乘坐的犊车，就是日常所用的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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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通体施蓝釉，置于高足三彩盘上，盘内用黄、绿、蓝、白四色釉刻六瓣团花纹。香炉为五足，足为兽面造型，炉身上贴花，内残留香灰的痕迹，应为实用器物。唐三彩的釉色中，蓝釉最是珍贵。这种蓝色呈色剂中的钴，被称为“钴蓝”。唐代钴的原料来自波斯，十分稀少，所以蓝釉三彩器唐三彩中的数量便更为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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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马具主要有络头、攀胸、腹带、鞦带、马鞍、镫，其附件有镳、衔、鞯、云珠、障泥等。马饰主要有当卢、杏叶、鞘等。馆藏的这组鎏金铜马具及马饰，形体较小，应为唐三彩或陶马身上的装饰物品。虽为缩小版，但从精湛的工艺上管中窥豹，也能见唐代马具文化的一斑。 先秦时期，马多用于驾车，极少被骑乘；汉代时期，官员舍车骑马甚至被认为是失礼的举动。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具发展不完善，尤其是马镫。考古学者认为马镫应在四至六世纪之间被发明出来，我国考古发掘最早的马镫实物出土于北燕冯素弗墓（约415年）。马镫出现后，骑马之风便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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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上搭载一个长方形的平台，铺有毛毯，台面上坐着四个乐手和一个站立的舞者。四名乐手为胡人，他们头戴幞头，身着长衫，脚穿黑色长筒靴，手持不同乐器，面朝外围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演奏的乐器为琵琶、觱篥、排箫 和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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